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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判文书写作的几点建议 ——全州法院工作会议上的交流发言稿

  发布时间:2017-03-31 11:07:48


作为开场的致谢。

在今天我所要交流的这个主题——裁判文书写作上,我深感,几年来区、州、县法院的领导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一定程度的肯定,让我获得了一些裁判文书方面的荣誉,是你们的支持给予了我今天站在这里班门弄斧的底气。

受执业经历影响,我主要针对刑事裁判文书谈几点。裁判文书至少包含文书格式、证据采信和事实归纳、法律适用、遣词用句等要素,这几方面的思考是横向的。另一个纵向的思考是我自己在训练裁判文书写作过程中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初窥门径。先将简易案件简单化区分出来,余下是我要谈论的。我有翻阅裁判文书网上裁判文书的习惯,发现不仅是我们西部地区法院,甚至很多沿海发达城市的法院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把它称为“八行式”文书,即本院认为部分不超过八行文字,实践中很多复杂的案件在使用这种八行式文书,八行中还包括两行法条,意味着说理部分仅有100余字的篇幅,仅仅是罪状的描述、起诉意见的采纳、犯罪情节的罗列。之所以产生这类文书,我想还是保守思想作怪,很多年轻法官在初写判决时,被传授的经验是言多必失。任你辩护人辩个天花乱坠,我只自说自话。这样自然少犯错误,但也太中规中矩,对此我曾见过比较刻薄的评论,说中国的裁判文书像产品说明书,细细品味确实因为我们的裁判文书缺乏说理才会被如此评价。

当然不会有哪个法官会满足于这种现状,熟练工们会跃跃欲试变得积极而开放起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小有成就。我有几点建议。

有的法官觉得审理报告是累赘,常常是判决书写完后稍加修改成审理报告,不同的是我的启蒙导师训练我从审理报告开始写起,在审理报告中尽情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写尽所思所想,毕竟审理报告作为副卷内容是不公开处理的,再以审理报告为基础去制作判决书,此时的工作就是删减,你可以斟酌把握将不合适的部分减去,这个过程就像摘苹果,摘满一篮子,再从中挑出生虫的不好看的,一般五六页的判决书,审理报告通常在十页以上。这样达到了练笔的目的,而挑苹果的过程做了二次筛选,又进一步保证了文书的质量。

文书格式我提醒一点,我见到过很多份一段到底的文书,甚至有的两页三页的说理也是一个自然段。最高人民法院并未规定本院认为必须是一个自然段,把刑事判决本院认为合理划分为几个部分是有必要的,我的做法是加标题分段,简单的可以分为犯罪的认定以及对被告人的量刑两个部分,这是符合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的。还可以进一步往下分二级标题,定罪部分再分成罪状的叙述、共同犯罪等二级标题。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部分一个大标题、附带民事诉讼一个大标题,附带民事诉讼大标题下,可以进一步分为损失的计算、责任的承担等等。这样写出来的判决,让人一目了然。

有句法谚叫做“刑法不是嘲笑的对象”,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刑法的生命力在于解释刑法,当前国内外刑法理论界盛行的刑法教义学就是对这个理念的研究。在刑事审判中,刑事法官正是充当刑法解释者这一角色,如何解释好刑法需要法官做足功课。

一件危险驾驶罪案件,被告人醉驾肇事,事故发生时父亲为了保护女儿将女儿推开,结果父亲身受重伤,女儿被推开后摔成轻微伤,多么伟大的父爱。被告人是否需要承担女儿受伤的责任,我运用德国刑法学界流行的客观归责理论。做一个解释,客观归责理论适用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责任的承担,有三个思考层次:第一,以“是否制造法所不许的危险”为判断的起点,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受到容许的,即使有死伤的结果,这个结果一概与行为无关;第二,继续追问,危险行为是否与结果的发生有常态上的关联性;第三,针对很少部分的案例,还要再追问,危险行为所引致的结果,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本案中父亲的行为是否提升了女儿的危险?答案是父亲的行为降低了女儿的危险,按照客观规则理论降低危险等于没有制造危险,女儿伤仍应当归责于肇事司机。

最近和同事探讨的一个案件,诈骗工亡赔偿,辩护人主张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先行启动行政前置程序。第六十条内容是“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骗取工伤保险待遇,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很多人都会赞成没有辩护人所谓这类的行政前置程序,初窥门径的法官会这样写“辩护人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这样不错,不过太过平淡。我的说理是“该条是规定在行政法规中的有关犯罪的附属刑法规范,作为附属刑法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的意义是解释刑法分则的罪状,而非创设一种行政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于是不采纳辩护人观点。

解释法律完全没有捷径可寻,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阅读达到对知识的积累。年轻法官在法理运用时可以更大胆些,毕竟法学家们的观点都充满了争议,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谈谈量刑规范化,量刑经过是刑事判决最被忽视的部分,却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被告人其实并不关注自己获得了什么罪,一件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200毫克以上)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的案件,交警部门有可能做出同等责任认定,意味着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人会怎么做?他托关系找交警部门希望能认定自己主要责任,这样可以由危险驾驶罪变为交通肇事罪,进一步实现判缓刑的目的,此案让我们看到对于被告人而言量刑比定罪更重要。

实践中我们很容易轻率的割裂刑法总则和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的联系,忽视刑法总则指导量刑这一基本原则,实践中有时不论法定、酌定,应当、可以,一律从轻一律顶格,这样做还挺有市场,判的轻了被告人上诉的少,上诉的少二审法院也喜欢啊,办案量少了吗。其实量刑规范化既不是量刑一致化也不是量刑简单化,不是为了让电脑量刑代替法官,同类型的案件,被告人在主观恶性、悔罪程度、一贯表现等等很多情节上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同样的自首情节,还有打电话后到案和主动投案的区别,同样的未遂还有犯罪行为实施完毕的未遂和犯罪行为未实施完毕的未遂,而这些都需要法官细细的去考量,要理解量刑规范化中蕴含量刑个别化的原理,这样才能保证罪刑相适应。

我注意到,有些年轻法官在写判决的过程中很喜欢问问题,一个问题问很多人,仔细观察后才明白,原来他早已经有了结论,需要有人认同他的观点。这种方法要不得,我们身边有很多理论功底深厚、经验丰富的前辈,遇到自己对观点没有把握的时候,认真想想他们的建议,最后你会发现没有把握的那个观点也许真的不对。曾经有个案件,我和本院乃至博州中院的几位法官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选择坚持己见,如果观点成立,可以判决无罪,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最终还是被审委会否定了,不过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我用这个判决改写的案例被收录至中国法院2016年度案例一书中。

如果你做到上面几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是不是就可以跻身于高手之林了?此处我有一点重要建议,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是保守走向开放的过程,但不可以过于激进,下面我讲第三个阶段——游刃有余,就是说在强化说理的基础上,还需把握分寸。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去反思,法官如果把握不好分寸,是会付出代价的,这恐怕就是导致法官们不愿说理的症结,也是大量八行式文书存在的原因。由于时间有限,我并没能找到合适的刑事判决案例,我以一例民事案件作为参考,二者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南京鼓楼区法院法官王浩,这个名字并不是多么响亮,我要说彭宇案,恐怕大家都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彭宇案判决原文,在这之前我细读了这份5000余字的判决原文,王浩法官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说理,可以感觉到他在这篇判决书上是下了功夫的,王浩法官也是有一定的文书写作水平的。但恰恰就是这份判决让鼓楼区法院身陷重围,其中最受诟病的一段论述是这样的“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在这里我不想与网络上大部分的聒噪之声论辩,但有些法学家的评论是需要关注,北大傅郁林教授这样说“在彭宇案中,根据本案证据,适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明标准,已经基本可以认定不利于彭宇的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官却可能担心理由不够充分,画蛇添足地运用所谓‘经验法则’、以‘人性恶’的个人经验判断作为社会一般经验判断、作出了既冒犯道德信仰、又违背证据原理的事实推定。”这一番话是多么直击要害,王浩法官是试图把法律、把事实分析清楚,如果他选择八行式的写法,恐怕不会触怒如此多的人,想把案子办好,却办坏了,说明裁判文书说理的分寸是多么重要。

同样的例子还有洛阳种子案,洛阳中院的李慧娟法官因《河南省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的论述,付出了沉重代价。见到此案后,我在判决书中对于类似的情况论述一律表述为该规定不适用本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自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后,越来越多的精彩判决书得到来自法律人乃至社会公众的喝彩,评价为“我们的法官也能写出伟大判决”的惠阳“许霆案”判决,泰兴市法院王云法官“不愿目睹劳燕分飞之哀景”写出“史上最有情怀的离婚判决”。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前路固然艰难,还请勿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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